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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DNA检测”当休矣

发布时间:2014-02-19 15:08:30我要纠错【字体: 默认 】【打印【关闭】

  □孔冠颖

  2013年11月11日,武汉大学珞珈学院女大学生陈某在返校途中遇害。13日,民警在文化大道1号桥墩下的伸缩缝隙内发现陈某尸体,经法医鉴定,陈某系他杀。以案发现场所提取的疑似作案人血迹为线索,19日,武汉警方要求附近四所院校数千名男性师生提供血液样本。23日,武汉警方在河南濮阳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抓获归案,经初步审查,李某某对全部作案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成功告破固然平复了案发地学生们的恐慌,但却难以平复警方在侦破案件过程中检测数千名男性师生DNA这一做法所引发的争议。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被抽取血液进行DNA检测的很多师生提出这样的疑问:“凭什么要求我去抽血?是怀疑我吗?”而警方给出的回应则是:“采集血液是有法律依据的,并且公民有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义务,况且有这样的高科技手段我们为什么不用?”

  诚然,面对种种质疑,最有力的回应无疑是“有法可依”,那么我们首先要分析的就是公安机关“所依之法”是否可以稳固地支撑其“所行之事”?

  “大范围检测DNA”行为无法律依据

  警方“大范围检测DNA”所依之“法”,为新刑事诉法第130条第1款之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

  针对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对第130条第1款从人身检查的适用对象和适用目的为切入点,予以解读。首先,该条款的适用对象仅限“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这两类特定主体。如果依此条文来诠释针对数千人的广泛采集检测,那么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数千名男性师生都被视为犯罪嫌疑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国立法虽然只从诉讼进程的视角界定了“犯罪嫌疑人”,但是在实践中,侦查机关也绝不可以在立案后,简单地将犯罪嫌疑人所属的嫌疑群体(案发附近校区内所有男性师生)全部划定为“犯罪嫌疑人”,进而采取人身检查等侦查措施。侦查机关肩负着通过一定的侦查技术和方法将嫌疑群体不断缩小并筛选出特定犯罪嫌疑人的责任。其次,对第130条用语进行分析可知,人身检查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即在初步确立了犯罪嫌疑人的基础上,为查明案情,可以在人身检查过程中采集生物样本。但在上述案例中,大规模采集血液并非以特定的嫌疑人为基础,反而是利用DNA检测寻找犯罪嫌疑人,这显然违背了第130条的立法目的。

  鉴于上述解读,结论显而易见:以刑事诉讼法第130条第1款规定来诠释“大范围DNA检测”的侦查行为显然不可行。当然,侦查机关可以亮出“公民有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义务”这一理由。可惜,当我们纵览刑事诉讼法290条规定之后,我们可以明确公民有保护犯罪现场的协助义务,有提供相关证据的协助义务,有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财产的协助义务,却绝对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外的公民有提供自我身体以便侦查机关检查的协助义务。试问,我们怎么可以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仅以“协助义务”为理由,为了寻找特定的犯罪嫌疑人,就进行广泛DNA检测,就对不特定无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正常生活进行侵犯?也许侦查机关还可以辩称,我们是在争得公民“自愿同意”的基础上展开的广泛检测,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试想处于弱势的普通民众在面对强势的追诉机关时,其所表示的“自愿”的真实性着实令人怀疑,毕竟“不同意”的结果很有可能将自己陷于“更有嫌疑”的境地,反而“沉默的服从”可以消除不必要的麻烦。在这个意义上,侦查机关所谓的“同意机制”是否真为公民的“自愿”决定留有余地?

  “大范围检测DNA”方式倍受青睐

  尽管“大范围DNA检测”的特殊方式在我国法律中找不到任何依据,但在实践中却广为使用。开篇案例并非个例,事实上,就在上述案例发生的前一个月山东滨州市滨城公安分局为尽快侦破一系列宿舍盗窃案就在没有告知被检查人实情的状况下,采集了滨州学院五千多名男生的血液以检测DNA。而在更早之前,2012年广西河池市南丹县的恶性奸杀案,2009年重庆的枪杀哨兵案,2008年辽宁省鞍山市12岁少女被奸杀案等等都是采取“大范围DNA检测”方法而侦破的案件。而这种“宁可错采数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特殊方式之所在实践中如此受到侦查机关青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DNA检测技术之愈渐发达,其在提供线索、确认身份、侦破案件、纠正错案等方面与日俱增之突出表现,决定了这种被誉为“上帝的手指”的侦查手段,已悄然改变了侦查机关的工作方式,2014年1月10日刊载于《法制日报》的一则提名为“高科技给力 武汉九成命案一周告破”的报道,佐证了DNA检测在侦查中的给力且广泛的应用。另一方面,迫于“命案必破”的压力,在侦查工作陷入困境,而侦查手段同样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大范围检测DNA”锁定犯罪嫌疑人已然成为侦查机关常常使用的武器。

  须禁止“大范围DNA检测”

  客观而言,“大范围DNA检测”侦查手段是侦查机关在案件陷入僵局后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措施,在某些案件侦破中确实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不能用个案的有效性来证明这项没有法律依据措施的正当性。针对“大范围DNA检测”现象,有些学者建议扩大人身检查适用对象,将“第三人”纳入人身检查的对象范围内,以解决立法和现实脱节的问题,对此,笔者是不赞成的。在我国,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是:在缺乏司法令状制度的我国并没有为人身检查的启动设置程序门槛,如何有效监督和制约强大的追诉权力是我们所面临的第一现实问题;而刑事诉讼法第130条以“可以”和“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作为启动人身检查和强制检查的实体门槛,似乎高估了这项门槛的规范功能,此为第二现实问题。在上述问题未能解决,而致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在人身检查过程中极易遭受侵害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为了满足现实的侦破案件的需要,而盲目地将第三人的权利置于强大的追诉权的阴影下?因此,这种漫天撒网,大海捞针般的“大范围DNA检测”方式必须予以禁止。笔者认为我国侦查机关应当致力于提高其他方面的侦查能力,而不能过分依赖,甚至迷信于DNA检测技术。如果说将DNA技术引进侦查可谓“如虎添翼”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将DNA检测技术视为“翼”辅而用之,绝不能将其当作“虎”,允许其无限度的运用,否则颠倒为“虎”的DNA检测终将会将“保障人权”和“侦查程序法治化”吞噬不见。

来源: 法制日报——法制网(责任编辑:杨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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